《侍坐》记述孔子和四位弟子畅谈理想志向的场景。该篇文章反映了众弟子不同的政治理想,治理国家的不同才干和孔子宁静淡泊的心境。面对四位弟子的回答,孔子发出“吾与点也”之叹,为何孔子如此赞赏曾皙的看法呢? 下文将作具体分析。

一、曾皙的观点体现了孔子追求的大同社会

“莫春者, 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这种士大夫潇洒适意的生活场景, 难道不是太平盛世的一个缩影吗? 对比《礼记·大同》可以发现, 孔子向往大同之世, 终其一生他都在极力促成以周礼为代表的小康社会的实现。当其时也, 贤能在位, 百姓各得其所, 上下尊卑, 秩序井然, 社会和谐。士大夫不必穿梭于各诸侯国之间鼓唇弄舌, 他们可以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歌咏弹唱。这是曾皙心向往之的生活美景, 也是孔子追求的“无为而成”、“无为而治”的大同社会。

朱熹也是这样认为的:“孔子与点,盖点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 舜气象也。”在朱熹看来,“孔子与点”,在于曾点回答中的旨趣已达到人欲尽、天理存的化境,能与“天理万物上下同流”,进人尧舜气象的大同境界,也即孔子的理想社会。朱熹把“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看成“尧舜气”中“乐”的体现,是“乐而得其所”。

杨树达也认为“孔子与曾点者,以点之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

从朱熹和杨树达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明白,曾皙叙述的内容是孔子追求的理想社会,孔子当然对曾皙的“志”慨然叹许。

二、曾皙的思想境界更高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为谓之器。”同在谈论社会理想, 四位门徒的思想境界不同, 他们的“志”就有了“道”和“器”的差别。道是万物与人性之本原, 是治理国事之本; 器是万物, 是有利于物质发明和实际生活之末。具体到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而言, 子路志在治军,冉有和公西华, 一者志在治赋, 一者志在治礼。他们都能立足现实, 脚踏实地, 但是只有曾皙深悟圣人之道, 高瞻远瞩。在从容得体地应对中表现出高于其他三人的思想境界。

在道和器的关系上, 孔子重道轻器, 强调以道御器。他说:“朝闻道, 夕死可矣”。 他对子路等四人的评价就有“哂”, 肯定和赏识种种不同的态度。听着众弟子畅谈理想, 孔子仿佛又重温了一遍自己的人生历程。为达官贵族丧事赞礼的儒者; 从家臣到司寇, 在鲁国张大宗室, 打击三桓; 周游列国, 终被所弃。学生不孚师望, 鉴于资质才能的差异, 不同程度地领悟到老师的谆谆教诲。

子路不计成败追随孔子, 对此,孔子从不掩饰自己的喜爱之情, 但他生性鲁莽, 惯于逞强恃勇, 朱熹认为他“国不达为以礼的道理”。孔子深明此理, 唯有以退教之, 其“哂”子路正在情理之中。冉有为人谦退, 胆小怕事。孔子往往给予鼓励和鞭策。他想把一个方圆五六十里的小国治理的国富民强的愿望得到孔子的肯定。公西华致力于礼乐制度, 想在宗庙祭祀、诸侯会同等重大国事活动中演习周礼, 确保周礼在制度层面上得以延续和传承。这是孔子念兹在兹的一贯思想。总起来看, 他们三人的思考都停留在具体的和阶段性的人生和社会目标上, 尚处于形而下的器的阶段。唯有曾皙登堂入室, 与圣人之志同。

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论语集注》对此也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解读。他说,曾晳的理想看起来不过是“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表面看他做的都是些日常小事,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想。曾晳追求的是一种怡然自得、天人合一的理想,表面上虽然没有提及修身,但其暗含着只有经过了自我修养才能进入到那样一种境界。

孔子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一个人应当以修身为起点,首先从内心品德的修炼与完善做起,等你建立了你的内心确信,完成了人格的自我完善,那时那些体的目标一定会离你不远了。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恐怕只有先修己,才能达致曾晳那种怡然自得、天人合一的理想吧。所以他所描绘的,是一种深得孔子思想真谛的更高的境界。

三、曾皙的回答触动了孔子

曾皙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春光明媚、惠风和畅的美景,委婉地表达了他的理想。那是一个风清俗美、和平宁静的社会环境,表达了孔子以礼乐治国的崇高境界,同时也表达了曾皙淡泊宁静的心态。正因如此,所以在孔子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得到了孔子的充分肯定。孔子是一位有着强烈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的人。他在担任鲁国大司寇时,推行礼治,施以仁政,使鲁国大治。可惜的是鲁国国君受人离间,很快就疏远了孔子,他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实施。曾皙的这段话,表达了隐士的生活景象,可能隐约触动了孔子周游列国屡遭失败、心力交瘁而想过平静无为的生活的想法。曾皙的回答体现了孔子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以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隐居的思想。曾皙的话不仅是显己志,也是对孔子心灵的折射。

《论语·宪问第十四》40:你算哪一级的隐士子曰:“作者七人矣。”先生说:起而避去的,已有七人了!很显然,这是紧承上一章而言的。前面,先生讲过“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这里先生承接着又讲:如今起而避去的,已有七人了。贤者因天下无道而辟世,其次去乱国,适治邦,择地而辟,又其次见礼貌衰而辟,再其次听闻不好的言语乃辟。这实际上是孔子对各种原因出世的贤者的等级划分。在老人家眼中,最彻底的贤者是见天下无道而起出世心,行避世实。程度上稍微轻一些的是看到了乱国之乱,治邦之治,才去乱国适治邦,择地而辟的。程度再弱一些的,是感受到所处环境中的人的礼貌衰而萌生出世心的。程度上再弱一些的,是那些因为听闻到不好的言语才萌生出世心的。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对于激素和微量元素之于人的影响,还缺乏研究。但老人家显然是个高明的“症状”描述者,在他的描述下,出世者的激素水平和“患病”的深浅程度一目了然。古人有一首吟咏吕洞宾的绝句,讲述了唐进士吕洞宾应举赴京经过岳阳,路遇汉钟离,受点化成仙的故事。绝句这样写道:“十年橐笔走神京,一遇钟离盖便倾。不是无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误先生。”吕洞宾吕纯阳算起来,也算是个贤者。显然也不是一开始就有出世心的,有进士出身,再加上有应举赴京的实际行动,很显然也是醉心功名的入世者。绝句中讲“金丹一粒误先生”,与其说是汉钟离给他吃了什么“药”,不如说汉钟离点醒了他的出世心。这还仅仅是吃了一粒药的,还有日食千钟而不自知的。吕洞宾最后成了八仙之一,神仙那是讲究资质和天赋的,按照孔子的等级划分方式,怎么着也算是一等一的“贤者辟世”的范畴。说到底,便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便产生出世心的高人。孔子眼中,产生出世心的贤者之所以产生出世心,关键在一个“辟”字,或者是避无道,或者是避乱邦,或者是避世风下,或者是避恶言语。贤者之所以避,是心中怀揣着不愿被玷污的圣洁。后来,也有另一类的出世者,他们是为出世而出世。所谓的“终南捷径”,就是这样的产物。为了求闻达于诸侯,而违心的隐居钟南山。这一类的出世者,与孔子眼中的避世者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个区别便在于后者出世是为了“求”,求内心的清净,求苟全性命于乱世,求闻达于诸侯,求飘逸特立的风流倜傥。凡人一旦有求,便难免流于俗。凡事一旦有所期,便难免牵绊心。即便是出世这件事,即便是做个出世者也是如此。《菜根谭》讲:贫莫贫于多欲,危莫危于妄言。避心起时,怀揣宁静;求心生时,流于滥俗。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孔曰:“接舆,楚人。佯狂而来歌,欲以感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孔曰:“比孔子於凤鸟。凤鸟待圣君乃见,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往者不可谏,(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复谏止。”)来者犹可追。(孔曰:“自今已来,可追自止,辟乱隐居。”)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乱已甚,不可复治也。再言之者,伤之深也。”)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包曰:“下,下车。”)[疏]“楚狂”至“之言”。○正义曰:此章记接舆佯狂感切孔子也。“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者,接舆,楚人,姓陆名通,字接舆也。昭王时,政令无常,乃被发佯狂,不仕,时人谓之楚狂也。时孔子�楚,与接舆相遇,而接舆行歌从孔子边过,欲感切孔子也。“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者,此其歌辞也。知孔子有圣德,故比孔子於凤。但凤鸟待圣君乃见,今孔子周行求合诸国,而每不合,是凤德之衰也。谏,止也。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复谏止也。自今已来,犹可追而自止。欲劝孔子辟乱隐居也。“已而,已而”者,言世乱已甚,不可复治也。再言之者,伤之深也。殆,危也。言今之从政者皆无德,自将危亡无日,故曰殆而。而皆语辞也。“孔子下,欲与之言”者,下,谓下车。孔子感其言,故下车,欲与语。“�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者,�,谓疾行也。疾行以辟孔子,故孔子不得与之言也。注释:(1)楚狂:楚国的傲世而志向高远的人,名接舆。(2)歌而过孔子:唱着歌走过孔子车旁。(3)凤:比喻孔子。(4)何德之衰(cui1):为什么当今大道会衰败,意思是凤凰不能展翅飞翔,时机不到而大道不能实行。(5)往者:过去的事情。不可谏:劝谏也无法改变。(6)来者犹可追:后世还可以有实现的可能,意思是建议孔子保存大道给后世。(7)已而:停止(列国的周游)吧。(8)殆(dai4):危险,居心叵测。(9)下:指下车。(10)欲:想要。与之言:跟他交谈。(11)趋:小步快走。辟(bi4):同“避”,避开。译文: 名叫接舆的一位楚国狂人,唱着歌走过孔子车旁,口中唱道:“有德知时是凤凰,为何盛德竟衰亡?往事谏之已无用,来日应当隐僻乡。不如知足且归去,今从政者非贤良!”孔子下车,想要跟他谈话,(接舆)小步快走而避开了孔子,没有能够跟他说上话。说解:两千多年前,一位圣人奔走在华夏大地上;旷野之中,忽然出现一位狂人,唱着歌走过圣人车前。众庶如此之多,楚狂竟然为孔子而出现;天下如此之大,楚狂竟然明知孔子的行程。楚狂对孔子的尊重与爱护之心,不可谓不真切盛大。楚狂尚且知道尊重与爱护圣人之德,执政者竟然轻易弃之毫不可惜!这是楚狂归隐的原因,也是孔子大道不行的原因。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楚狂归隐,不是不思进取,而是知时务而等待时机的远见卓识者。与孔子所不同者,在于楚狂欲救一代之政治、一时之天下,生不逢时的时候,便潇洒清高地度过一生;孔子不仅欲救一代之政治、一时之天下,更要救万世之政治、千秋之天下,孔子不为一时不得志而舍弃当世的救济之心,更不会因为自我不得志而舍弃行道于万世之志。一般说来,只有君王圣明,才能使圣贤君子大有作为;如果君王无道,圣贤君子不仅会自己退隐,而且相互号召远离无道之君。一个“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圣人,不必等待有圣明君王之后才大有作为,也不会因为君王无道而放弃作为。圣人动效天道,静法地道,行由人道,当天道、地道与人道贯通的时候,还有什么辙迹可寻呢?楚狂把孔子比喻为凤凰,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引孔安国的话说:“比孔子于凤鸟,凤鸟待圣君乃见。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其关键所在就在于,孔子以“圣”为先,顺“时”而不待“时”;楚狂知道孔子之“圣”,但认为只能待“时”而后“圣”。在圣人来说,不得“时”,便需要“雪中送炭”;既得“时”,则需要“锦上添花”。“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其中的“藏”,绝非“藏身”式的归隐,而是存道德于府库之中,就好比通过编订“六经”而载明大道一样。孔子下车,要与楚狂交谈,这是合于情、中于礼的做法,若非如此,不见孔子之“圣”;楚狂避开,而不与孔子交谈,这是只尽心而不邀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做法,若非如此,不见楚狂之“狂”。孔子“中行”,世上极少达到这个境界的,能有“狂者”相知,亦不可谓非幸事。从执政者的角度来说,不避天下滔滔、却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圣人被排斥,狂者狷者有意而避开执政者,执政者身边所剩下的还能有几个正人君子?这样的执政者如果还能长治久安,那只能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李炳南先生《论语讲要》: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后由楚昭王出兵迎接,到了楚国。昭王欲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但被楚令尹子西阻止。后来昭王卒,孔子尚在楚国时,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事见史记孔子世家。「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孔安国注:「接舆,楚人,佯狂而来歌,欲以感切孔子。」接舆,人名,是一位隐士。他想用歌来感动孔子,天下无道,不如归隐,所以唱歌而过孔子的寓所门前。「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自此至以下「殆而」句是歌辞。接舆问凤鸟说,你的德为何如此衰微。孔安国注:「比孔子於凤鸟。」凤是神瑞之鸟,唯在圣君时代出现。而今孔子游说诸侯,无圣君可遇,犹如凤鸟非时而出,所以说:「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往者,事已过去,不可谏阻。来者,未来的还可以追及,而能止之。孔安国说,此即劝告孔子避乱隐居。「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邢昺疏意,罢了,罢了,世乱已甚,今之从政者,无德,危殆,无可救治。三个「而」字,皆是语助辞。「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孔子下堂出门,想和这位唱歌的人言谈。接舆急趋而避之,孔子因而不得与他谈话。孔子世家说:「於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