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大学中庸主要是讲什么的啊 《大学》:原是《小戴礼记》里一篇。旧说为曾子所作,当代很多学者认为实际是秦汉时的儒家作品,是讨论古代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全书集中讲述性与情与封建道德修养,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至诚无息”,将“诚”看作是世界的本体,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问题二:大学中庸讲的是什么 大学,朱子说是大人之学,在周代成年之后攻开始入大学学习。而《大学》一书,就是成人教育课本。大学从表面上读来只不过是讲明了让人学习的顺序而已,但从深里讲,却是一本政治哲学书籍。 中庸一词本出自孔子,他的孙子子思作《中庸》一书。如果以大学为基,则中庸为本。 中庸一本哲学书籍,里面展现了作者天人合一的思想。观乎天则返乎诸身,修身而已。 问题三:论语 大学 中庸 都讲什么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内容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问相与谈论。《论语》又是若干片断和篇章的 *** 体。这些篇章的排列顺序没有什么道理,而且绝非出自一个人的手笔。通行的说法是,《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最后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所以说,《论语》的着笔当开始于春秋末年,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年。《论语》的核心思想是“忠恕”和“仁”。“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就是“爱人”。 《大学》分“经文”一章,传文十章。“经文章”是孔子的言论,由曾参口述;十章“传文”,则是曾参的见解,而由他的学生记录而成。曾参又称曾子(前505-前436),字子舆,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孔子的学生,孔子小四十六岁。曾子的思想,主要是“仁”和“孝”,而尤以“孝”影响最大。“曾参之孝道,感天地,动鬼神。”(唐皮日休语)曾子也因此获得后世“宗圣”的称号。《大学》是儒家阐述治国平天下的一篇政论文。它的主要思想是“修己以安百姓”;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全篇将道德修养和政治议论结合在一起,将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合而为一,是儒家“人世”思想的全面体现,对后代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中庸》的作者子思(前483-前402),姓孔,名?常?字子抚,他是孔鲤的儿子,孔子的孙子,被后世尊为“述圣”。子思是儒家学派的承前启后者。他虽说没有亲聆孔子的教诲(子思小孔子六十八岁,在子思的幼年,孔子即去世了),但他跟随孔子的弟子曾参学习,颇得孔门真传。子思的思想又通过他的门人传给孟子,孟子继承发扬,最终成为儒家的“思孟学派”。子思的《中庸》,全面而深入地阐述和发挥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如果说《大学》是儒家的一篇政论文,《中庸》则是儒家的一篇哲学论文。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的主题,在于阐述中庸之道最完美、最高的道德。在方法论上,它又倡导在认识、处理问题时,选择一个正确的立脚点,既反对“过头”,又反对“不及”;从宇宙观看,《中庸》主张“天人合一”;从政治观看,《中庸》主张人治、德治;从教育观看,《中庸》倡导在“诚”的基础上,采取“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方法。 自从宋朝的“二程”首创“四书”之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编辑问世以来,“四书”便形影不离。此次整理,由于篇幅原因,将《孟子》抽出单行,而将《论语》、《大学》和《中庸》合刊。《论语》以刘宝楠《论语正义》为底本;《大学》、《中庸》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编次也基本不变,程子的提示,朱熹的序和按语,对理解原文有极大的帮助,所以也予以保留并加翻译。 问题四:大学 中庸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四书――《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问题五:《大学》和《中庸》都提到"修身",两者有何联系和区别 上午看了下学期要讲的教材《中国文化经典研读》第四单元《修齐治平》,其中选用了《大学》里的一些经典段落。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当然也讲到了“慎独”的重要性。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大学》中,也表明了“德”与“财”孰先孰后的观点。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儒家“以德为本”,这样的观点今天看来,仍然是值得去身体力行的。 除了《大学》之外,这一单元还选取了《中庸》里的一些内容。《中庸》里,也有对“慎独”的表述。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慎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还有一些流传甚广的经典名句。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阅读指南里,又举出了些儒家的经典格言。 “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行。”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 后君子。” 大众普遍对于儒家的认识,是儒家特别强调外在的建功立业,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其实,儒家学问里更核心,也是更关键的,是个人对自己内在道德修养的提升。孔子提出了“仁”的概念,孟子提出了“义”的概念。儒家标举“仁”“义”,以此作为个人应该努力达到的道德境界,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修练的体系。 我想,一个真正信奉儒家学说,并能在实际生活中身体力行的人,应该会很少犯错。如果社会上有更多的人能做到儒家提倡的观点,社会风气也应该会有很大的改观。 问题六:除了大学、中庸经典都还有哪些 《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 四书五经 [sì shū wǔ jīng] 释义 四书:亦称四子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指儒家经典。

1、主要内容全书集中讲述性与情与封建道德修养,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至诚无息”,将“诚”看作是世界的本体,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2、简介《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是古代一部重要的汉民族典章制度书籍。为战国时子思作。全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和自然法律。宋代把它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中庸是人生的大道,是事业成功、生活与健康的根本理论,基本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层意义: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这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成功之道。孔子有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第二层意义:指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如果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乐太过,治怒唯有乐,治过喜莫过礼,守礼的方法在于敬。所以月牙山人说:只要保持一颗敬重或者敬畏的心,中正、平和就得以长存,人的健康就得以保障。 第三层意义: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即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其职。引自月牙山人《中华心法》中庸的把握心得:动中取衡,静中就重。不辞两极,勾势恰作。不死不肆,不邪不正。强为之名,强为之形,是妄自揣测也。世人为劝向善,多取正意,然而道若为物,状摩恍惚。3、作者简介戴圣,西汉官员、学者,汉代经文经学的开创者。生卒年不详,字次君,世称小戴,西汉梁(郡治在今河南商丘)人。与叔父戴德同学《礼》于后苍,宣帝时以博士参与石渠阁论议,任九江太守。戴圣精心讲授“礼学”,授徒颇多,曾传其学于梁人桥仁、杨荣等,于是,今文礼学“小戴学”又有了“桥、杨氏之学”(《汉书·儒林传》)。小戴对于传播和发展《礼》学有一定贡献,《小戴礼记》被列为儒家经典,“三礼”之一,唐时被称为“大经”,明时已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中的《礼》。该书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研究和发展儒家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论语》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

《大学》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中庸》主要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扩展资料

《中庸》写作背景:

《中庸》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三十一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

宋代以前,学者皆主张《中庸》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思所作。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李翱《李文公集·复性书》:“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轲。”

自宋代开始,有学者主张《中庸》是子思与秦汉之际的儒者杂述而成。清人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录》卷三中提出了三条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今人冯友兰、钱穆、劳思光等亦从文献、思想等方面论证《中庸》非子思所作。

《大学》写作背景:

《大学》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

据断代史学家班固在“《记》百三十一篇”下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他认为《礼记》各篇的成书年代主要分布在战国初期至西汉初期这段时间。

清代人崔述认为:“凡文之体,因乎其时……《大学》之文繁而尽,又多排语,计其时当在战国。”(《洙泗考信录·全录》)综合而论,《大学》的成书时代大体在孔子、曾子之后,孟子、荀子之前的战国前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系出于曾氏之儒一派的纯儒家作品”。

即《大学》的成书年代应是在战国初期,其作者应是“曾氏之儒一派”,即现在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战国初期曾参所作。《论语》写作背景:

清代学者崔述则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

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

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

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