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有名的书还有《左传》

《左传》是我国最早以编年体写成的一部讲述春秋时代历史的史学名著,记载了相当多鲜活的人物,在刻画人物时能较为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优缺点,使其更接近真实的人物形象,也为我们了解更真实的历史提供了可能。《左传》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在史学、经学等研究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学者研究《左传》的成果汗牛充栋。学者们对《左传》的人物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本文立足前人研究,从较为细微的角度着手,选取《郑伯克段于鄢》、《晋文公重耳之亡》两个典型例子,考察《左传》中的人物形象,并以此窥见《左传》中人物刻画的客观性。

通过对于苏轼关于春秋时期一些事件与人物的评述,不难发现苏轼的《左传》学有着明显的以理为本、以史为据和以意观其辞气所向三点特色。

1.以礼为本

苏轼之所以推崇礼制,与其个人对于《春秋》的创作意图的看法有关。他认为孔子对于礼崩乐坏的现状感到忧惧,恐怕礼制不传于后世,而《左传》恰恰是“得其正意”。苏轼之所以推崇《左传》,从更深的层面来讲是在推崇圣人。而孔子以礼为准绳对《春秋》之事进行的批判,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这一点前人的论述已经十分完备因而不再赘述。

2.以史为据

苏轼认为《左传》的优点在于是依据《春秋》中的史实进行议论而非专门为了标榜经书而议论,从事例之中彰显圣人之意,这也侧面反映出了苏轼重史的态度,试举一例加以说明。《左传》中有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看到了鲁春秋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但《礼记》中有载孔子曾说:“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_,非礼也。周公其衰矣。”[8]《公羊传》也认为:“鲁郊,非礼也。”[9]苏轼在《论用郊》一文中反驳先儒“鲁郊非礼”的说法:“先儒之论,或曰鲁郊_也,《春秋》讥焉,非也。”[10]因为“赐鲁以天子之礼乐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礼乐者,伯禽也”[11],按照《春秋》行文惯例是一定会列出成王与伯禽的罪过,但“成王、伯禽不见于《春秋》,而夫子无所致其讥也”[12]。他还对《春秋》中记载“郊”的部分进行了整理,总结道:“非卜常祀、非养牲之不谨、非郊之不时则不书,不书则不讥也”[13],以此作为另一个例证。苏轼利用史实为依据来辩驳《公羊传》和先儒的陋说,体现出其受《左传》“依经比事”的重史特色的影响。

3.以意观其辞气所向

苏轼发展了《左传》治经的方式,用“意会”来理解孔子的“辞气”。苏轼认为孔子作《春秋》将是非之情寓于其喜怒之间,惟有以意观其喜怒之间辞气所向才能真正了解《春秋》中的是非之分。这里暂举一例以作说明。苏轼在《春秋论》中提到:“《春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于季友之归,曰:‘季子来归。’此所谓喜之之言也。”[14]其意在说明在《春秋》的作者在一字一句之中暗含了圣人对于事件的评价。以历史事实为重,这是我国长期以来传承下来的史官精神。但是在记述的过程中难免有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在不违背历史真相情况下,只得将自己的情绪寓于字句之中。苏轼的理解非常接近今天我们说的“春秋笔法”,但上文中提到字都是苏轼自己意会出来的辞气,于例证上有所缺失。但苏轼作为一代文豪,对于文学中的词句肯定是十分敏感的,其许多理解是正确的。他也认为凭《公羊传》、《_梁传》是不可能做到以意观其辞气所向的,因为“至于《公羊》、《谷梁》之传则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15]以此作为他崇尚《左传》的又一理由。

来源:卷宗

四书除了《论语》、《大学》还有《中庸》、《孟子》。四书的编排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样的一种编排顺序不是随意的。朱子这样有意编排的目的在于《大学》字数很少,而且是属于纲领性的。《大学》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八条领。而三纲目是“明德”“亲民”、“至善”。以上就是三纲目八条领。朱熹继承了二程先生的观点和做法,特别推崇《孟子》的《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认为《大学》中的“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合起来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之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引用二程、程门弟子及其他人的说法很多,称“集注”。后人合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四书的概念就这样来了。四书最早是朱熹在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首次刊印的。当然这不是定本。朱子后来一直在修订。在71岁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中“诚意”章的注。可见是朱子花费了毕生心血来写就的。所以四书集注成为四部经典的经典解释著作。阅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不以《四书集注》为参考,是远远不够的。正因为如此,朱子的四书集注也成为后来明清八百年科举考试的教材。关于四书,朱子有个说法叫“四子,六经之阶梯”。可见,阅读四书是阅读六经的前提。这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

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 《四书》之《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四书》之《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四书》之《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四书》之《孟子》:《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 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求利用!